照相馆里的历史真相

文|胡婷

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取材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真实罪证影像，巧妙地围绕“照相馆”和“照片”展开叙事。

照片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媒介，电影借助“拍照片”“洗照片”和“传送照片”的线索，引出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，电影嵌入了很多真实的历史照片，很多场景也以历史照片为蓝本进行高度还原。刘昊然饰演的苏柳昌等人面对霸道横行的日军，他们没有反抗的武器，却以照相机为武器，通过揭露日军在南京城的种种罪行，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。

电影将镜头聚焦于平民群像，透过他们展现出战争熔炉中人性复杂而真实的全貌。王骁饰演的照相馆老板金承宗一家，是这种人性挣扎的典型代表。面对仅有的两张通行证，苏柳昌与林毓秀主动让出，展现出无私的一面，老金的妻子眼中满是对生存机会的强烈渴望，老金则在愧疚与责任的重压下犹豫不决，最终他们采取抓阄的方式做出选择。这一系列情节，精准地捕捉到了普通人在绝境中对“活着”这一本能的渴望，但正是在这层怯懦的底色之上，他们坚守“不做汉奸”的底线，在乱世中相互扶持、彼此帮助，这份微弱却珍贵的良善之光，更凸显出他们内心挣扎的分量与价值。

王传君饰演的翻译王广海，是影片塑造的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形象，他在日军面前极尽谄媚，协助日军拍摄虚假宣传照片，甚至在日军屠杀无辜百姓的现场，冷漠地充当看客。一直以来，他将“活着”视为人生唯一的信条，但在他无情的表象之下，依然隐藏着未泯的人性。他暗中帮助苏柳昌隐瞒身份，看到自己的爱人被侮辱时，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瞬间爆发。这种“背叛”与“良知”在他内心激烈地交锋碰撞，揭露出了战争对人的无情异化。在邮差、照相馆老板、伶人、被迫参战的警察等小人物身上，人们看到了怯懦与勇敢、自私与牺牲、苟活与尊严这些矛盾特质的结合体，影片没有将他们简化为一个个符号，而是完成了多层次的表达。

在对日军暴行的整体性呈现之外，电影对伊藤秀夫这个日本军官的刻画也较为立体。伊藤深谙中国文化，他会拍摄南京的风景寄给父亲作为礼物，会用白米去喂流浪狗，也会拿起林毓秀的胶卷说等战争结束，自己也要去拍电影。但在对伊藤的刻画中，影片仍然揭示了伊藤表象下的本质，他假意颁发通行证却下令杀人灭口，伪善的面孔下藏着一个恶魔。

电影尾声，伊藤撕开被调换的胶卷盒，里面是贡院街居民绵延数十载的生活底片，有婚丧嫁娶，也有学业和工作纪念，这些平凡瞬间交织着南京城的烟火气息与岁月年轮，胶片凝固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尊严，也是中华民族未被摧毁的生命韧性，引发很多人共情。

行刑场上，枪口对准战犯，围观人群中悄然浮现已牺牲的苏柳昌、老金、宋存义等人的面庞，这种表现手法呼应了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关于生命延续的一段思考，“有一天，在某一处山洼里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，抱着他的玩具。当然，那不是我。但是，那不是我吗？”已经牺牲者的“在场”，构建了一个跨越生死的记忆共同体。历史的重量，除了对暴行的控诉，也在于对牺牲者所代表的生活可能性的永恒缅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