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杜春娜 实习生 张伊然 通讯员 杨文斐
编者按：读史以明智，知古以鉴今。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真实、全面、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，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珍视和平、开创未来，济南市档案馆联合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开展“老兵口述史”系列报道，寻访老兵足迹，讲好英雄故事，传承红色精神。
我是徐庆莲，出生于1930年，老家山东沂水县徐家洼村，于1944年参加了八路军，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在鲁中军区后勤卫生训练队学习，先后参加鲁中军区野战一所和野战一所附属所、鲁中军区野战四所训练班等队伍。
不一样的童年
我的母亲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。11岁时，我在母亲的指导下，凭借年龄小、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的优势，开始独立承担地下交通任务，为党组织和部队送信、送情报。
（徐庆莲老人，受访者供图）
十几岁的年纪，我就在家附近送信。比如，我到姥姥家，把信给舅舅，他再把信送出去；也去姑姑家，和大表哥联系。总之，送信的距离并不远。送情报时经常遇到险情。最令人紧张的一次是，日军扫荡沂水时，区委的人员名单需要紧急送出，组织让我把名单埋到一个墓坑里，等待情报人员来取。结果日军在附近打靶，还掩埋了一具尸体，大家都担心情报被发现。两天后，日军撤离，组织上的情报人员才成功取走名单。
后来，情报越送越远。13岁那年，我从沂水县城地下党处接过敌人大扫荡的情报，送往区委。回程时，天就很黑了，山路崎岖，阴森可怖，还有野兽的叫声。我走到姥姥家村北口时，见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跟在身后。我心中害怕，拔腿就往村子里跑，那人紧追不舍。跑到姥姥家门口，我已累得倒在地上。姥姥听见动静，让二舅出来查看，跟踪者见有人出来，立刻掉头逃窜。此后，考虑到我的年龄，组织便不再让我送远途情报，通常先送到姥姥家，再由专人送往更远的地方。
1944年春，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，组织安排我到舅舅家暂避。不久，汉奸告密，称徐家洼村村民多为抗日分子，日军进村抓捕了600多人，父亲与三叔亦在其中。敌人对三叔严刑拷打，灌辣椒水、煤油，逼其坐老虎凳，将他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但是，三叔始终没松口。后来，县大队攻打下县城，解救了被捕人员。为安全起见，组织将我调至区里工作，主要负责照顾伤员和开展群众工作。
后来，大约攻打完县城一个月后，我就跟三婶去了一个卫生宣传队，那里正给前方招生。于是，我在卫生训练队登记后，就这样参军了。在卫生训练队，我待了一个多月，跟着队伍出去招生。之后，我在离家一百多公里外的山里训练、搜寻。
艰苦的革命生涯
在学习了一年后，1945年7月，我被分配至鲁中军区野战一所附属所任看护员，开始昼夜照料伤员。那时的我深知，这便是革命，凡事都要冲在前头。从这开始，便一直待在野战医院。
1946年1月，我带7名伤员转至鲁中军区野战四所，后留在此地，先入训练班学习，再任调剂员、护士。同年，在南临沂战役中，我与季姓战友埋伏在一个洼地里，抢救伤员。战斗一结束，部队就撤走了，留下了11名伤员和20多个俘虏。我们就让俘虏用棍子制作简易担架，抬着伤员往根据地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俘虏正抬着伤员往敌占区走。此时，我举着手榴弹逼其折返，走了80里脱离险境。
（徐庆莲老人（中间）年轻时的图片，受访者供图）
中午，到了根据地的一个集市，我站在一个锅台上，对赶集的人说：“乡亲们，我们是八路军的队伍，伤员和抬担架的都饿了，帮忙给我们找点吃的吧。”老乡们纷纷给我们送来煎饼和地瓜。我还动员老乡们拿出绳子，加固11副担架，我给老乡写了欠条，让老乡到区政府领钱。
我押着俘虏抬着伤员继续走，走到一个村子，对村长说，我们是突围出来的伤员。村长帮助找了房子，我们就先住了下来，准备给伤员洗伤口。天黑之后，野战四所大队长来到村里，找到了我们，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后，大队长很高兴，赶紧去看伤员。伤员见着大队长就哭了：“要不是徐庆莲他们两个，我就当俘虏了。”1946年，我在鲁中军区野战四所被评为一等工作模范。
1946年至1949年，我所在野战军经历的大小战斗，我都作为医护人员参加了，每次都冲在第一线抢救伤员，经历了很多九死一生的危险。部队也多次给我立功：1947年鲁南战役立二等功，同年秋因转运伤员立三等功；1948年淮海战役、1949年京沪杭战役各立四等功……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省委党校工作期间，我积极学习文化与医疗知识，珍惜到省立医院、济南市工人医院进修的机会，刻苦钻研让医术显著提升。毛主席到济南视察时，我4次作为代表到珍珠泉礼堂参会，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，1960年还与毛主席合影留念。
（毛主席视察济南时留下的合照，受访者供图）
（图中放大处为徐庆莲老人，图片截取自合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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